江西
1980年冬，北京三〇一医院，杨勇躺在病床上，鼻间插着氧气管，却把即将赴新疆工作的李宣化留了下来。护士提醒谈话不能超过半小时，杨勇却摆摆手，说：“新疆的情况，我得跟你讲清楚。”这场病榻上的谈话，牵出了七年前周恩来与他的一次关键交谈。
当时的杨勇，身体早已亮起红灯。肺气肿反复发作，腿伤也留下后遗症，可在组织需要面前，他很少把困难摆到桌面上。1973年5月，他以沈阳军区副司令员身份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，原以为只是来开会，没想到工作安排即将发生变化。
会议期间，周恩来亲自找杨勇谈话，询问他是否愿意到新疆工作。周恩来并没有把话说得生硬，而是先问身体情况，又劝他少抽烟。杨勇回答：“服从组织安排，身体还顶得住。”这句话听起来平常，实际上隐去了自己的病情。
杨勇没有拒绝去新疆。他真正提出的意见，是不愿兼任地方职务。多年的军旅生涯，使他熟悉部队指挥和战备工作，但新疆是少数民族地区，地方事务复杂，生产建设、民族工作、边防任务彼此交织。他担心自己缺少地方经验，贸然承担党委工作，反而容易影响大局。
于是，他向周恩来提出，能不能让熟悉新疆情况的王恩茂负责地方工作。王恩茂早年长期在新疆任职，1954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后，曾承担军区和地方的重要领导工作，对当地干部、群众以及经济建设情况都十分熟悉。由他回来主持地方工作，确实是一个稳妥设想。
周恩来听完，没有直接否定，而是说明了现实困难：“王恩茂的问题，中央也在考虑，但调动他回来，阻力不小。”这句话背后，既有当时复杂的组织安排，也有新疆工作本身的特殊性。杨勇明白，中央并不是没有更合适的人选，而是眼下需要有人立即到位。
新疆为什么如此重要？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，中苏关系持续紧张，西北边境的军事压力明显增加。新疆地域辽阔，边境线漫长，一旦发生突发情况，单靠临时调兵很难应付。中央需要的，不只是一个会带兵的司令员，还要是一个能够稳定军心、协调地方、推动备战的人。
杨勇正是因此被选中。红军时期参加革命，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中多次担任重要指挥职务，抗美援朝期间也经受过大规模作战考验。回国后，他曾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，后来又在沈阳军区工作。华北、东北的军政经历，使他既懂作战，也懂如何在压力下维持部队秩序。
周恩来进一步向他解释，新疆不是单纯的军事岗位。边防要加强，生产要恢复，地方干部之间还要形成合力，许多工作不能等条件齐备后再做。国家当时财力有限，中央能够提供的物资不会太多，到了新疆还得依靠当地力量，想办法自力更生。
这番话打消了杨勇的顾虑。他说：“既然中央这样决定，我一定把工作做好。”随后，中央决定由杨勇担任新疆军区司令员，并兼任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。会后，他没有返回沈阳，而是随新疆方面的同志一同前往乌鲁木齐。
杨勇到任后，先做的不是发表长篇讲话，而是了解部队、查看边防、询问粮食和交通情况。他把战备部署同生产建设放在一起考虑：没有稳定的后方，边防难以持久；没有可靠的部队，生产建设也缺少保障。这个思路，正是周恩来谈话中反复强调的重点。
军区干部对他的到来十分振奋。许多人熟悉杨勇在战场上的作风，知道这位老将办事果断，却也重视调查研究。新疆工作不能只靠命令推动，必须让军队、地方和各族干部逐步形成共同认识，许多棘手问题只能一件一件解决。
杨勇在新疆工作约四年。期间，他把相当精力放在边防准备、干部团结和经济建设上。战争最终没有在西北边境爆发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备战没有意义。对一个边疆地区而言，充分准备本身就是稳定局面的重要条件。
1977年，杨勇调回北京，担任副总参谋长、总参党委第二书记。职务变化之后，他仍然牵挂新疆。1980年年底，他推荐李宣化赴新疆工作，并在病床上把自己当年从周恩来那里听到的嘱托，一项项讲给这位年轻干部。
谈话临近结束，杨勇已经十分疲惫，却仍叮嘱对方要摸清情况、依靠干部、处理好战备与建设的关系。那时，他已无法像当年一样亲自踏遍天山南北，但对新疆工作的思考并没有停下。
不久之后，王恩茂也获准重返新疆，重新参与这片土地的建设。杨勇当年提出的建议，经过组织上的审慎安排，终于有了新的落实。对这几位老同志来说，新疆从来不是一次普通的任职，而是一项需要长期承担、反复用力的事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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