信息技术越来越发达，这令自古就极为兴旺发达的举报风，像长上了更有力的翅膀——“一键即达”，让举报更加无处不在。

但再好的工具，都可能是把双刃剑——当被恶意者利用，就会成为的工具，便能对人们和社会产生伤害性。

比如，有着“”之称的朱之文，且不管他是无意或有意塑造出一个老实巴交、不离泥土的农民歌手形象，但其歌唱的受欢迎度多年不衰，是不争事实，这也给他带来了丰厚的回报。

如果一个艺人从来没有黑粉，估计天底下难找到一个吧？在“大衣哥”身上叮咬的虱子，也不在少数。

比如，那些天天跑到“大衣哥”家门口，想冲进去“借钱”，或拍视频以获利的人，如果不能如愿的话，就会有人立马视“大衣哥”为仇人了。

还有不久前，“大衣哥”在8月底的一次文旅演出，被一些人举报后，当地有关部门最终结论是“没问题”，也算是还“大衣哥”以清白。

可是，接下来，朱之文却遭到一伙跨地区黑粉的长期恶意举报，因此导致十余场商演被临时取消。

曾将一位违法攻击的黑粉送去“踩缝纫机”的朱之文，这次也公开声称，他已经收集全部相关证据，并明确表示将提起诉讼，且不会接受涉事人员的道歉。

“大衣哥”此言一出，表明他不再止于口头上不疼不痒的道歉了事，而是要来硬的了——用法律手段保护自身的权益，同时依法让恶意举报者受到应有的制裁。

公民当然有正当的举报权，这也是实施社会监督的有力手段，但是，类似于这些团伙式、跨地区、重复进行——且在有关机关已查明并无问题之下，仍会如此举报不休，显然就有涉嫌恶意的违法性质了。

而此间，最令人唏嘘的则是，当这种定向举报异化为攻击他人的工具时，官方在核查并无问题的情况下，仍会因几通举报电话，就能令正常活动走向叫停——而相应的成本浪费，就大多由艺人、演出商家所承受了。

而那些举报者却大多能安然无事，但如此恶性循环下去，只会不断助长这种恶意举报的势力坐大和有恃无恐，这也是在很多领域里，举报如春笋般茁壮生长，且生生不息的一大重要原因。

演艺组织方、管理部门在面临此类恶意举报时，哪怕已公布了无事结论出来，他们都仍倾向于选择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”的心态处理。

这虽然是一种天然避责、天性利己的自然选择，某种程度上也有可以理解之处，但这种心态与处理模式，同样是恶意举报的助长剂之一；甚至可以说，这也是“懒政”的一种表现。

但显然，如此纵容恶意举报者，恶果就会由无辜的艺人承担了大头——如果甚至因此毁了一个人呢？

所以，对于如此“软暴力”式的恶意举报，决不应总是一直这样“高高举起，轻轻放下”！

不仅当事人的朱之文们应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，且像活动主办方及监管机构等，都应主动而为之，不能被恶意举报随意左右。

对于无理由、无依据的恶意举报，坚决不能跟着其屁股转，而应以事实为最大的准绳，决不能让劣币一直在驱逐良币！

恶意举报风，在我们这地儿，向来有着雄厚、滋润的土壤和传统——比如明代的东厂、西厂；还有流逝不远的那个特殊年代，更是可怕到一家人互相举报、互相戕害的程度。

特别是因观点不同，都能成为恶意举报的重要源流动力时，则这样的民族就会有走向内讧、内斗的那一天——历史也早已证明了这一点。

当“民主、自由、平等、文明”等美好字眼，已成为核心价值观的当代，可我们身边的恶意举报风，仍可以说是无处不在。

比如，当发表一篇文章，后面的评论中，竟然上纲上线的举报者众，甚至有人明示要举报到“不是你死就是我活”的地步。

这些人的心中，早没有了所谓“和而不同”的响亮口号，也没有了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的宽容思想和舆论环境，他们更不理解“批评，也是一个人的另类赞美诗”的涵义与立意。

像某小学肄业的小网红自媒体，他为了出名和流量利益的攫取，近年来几乎“裸奔”于“流量爱国的表演赛道”上，其几乎成了撕咬作家莫言的专业户——举报，正是其高高亮起的降龙大招。

他在多次公开举报未果后，不仅还去举报出版社，还要到司法部门起诉之。

他特别选择跑到京城的法院和检察院，要提告作家莫言，在被拒之后，他竟然多次公开声称：如果举报干不倒莫言，他就会使用暴力手段云云。

当恶意举报变得畅通无阻，则诉权的滥用、司法资源的浪费，就会是一种必然的结果。

甚至，还会发展到最近的“举报无国界”事件——在并没有确凿证据下，对于中国乒乓人的举报，却已是冲出亚洲、走向世界。这难道是连自己国家的举报体系、机构也都不相信了吗？

如此恶劣的举报者，不仅未受到依法严厉制裁，反而在网络之上活得风生水起，令文章流量和打赏收益反倒是水涨船高。

如此环境下，举报不仅无成本，且还能反向获利颇丰，所以，恶意举报如割不尽的韭菜一茬又一茬疯长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当恶意举报互害现象无穷无尽，且成了法律的灰色或真空地带，那么，只能说，这是在思想、制度的源头上出了问题——只有清除其生存的条件与环境，才能真正减少、规范和铲除恶意举报的土壤。

反之，如果人们的合法举报却屡屡难以保护，而恶意举报又几乎没有成本和代价，则最后受损害的绝非朱之文一人，而会令整个社会对于监督渠道、监督权力的公信力失去信心。

如此之下，社会互信不断丧失，人与人之间的恶斗进一步激化，对于个人与社会的恶劣影响更为深远，对于公民利益、社会利益的损毁也同样肉眼可见。

所以，哪怕是文化水平不太高的“大衣哥”，也开始坚决不妥协地拿起法律武器，这显然才是应对恶意举报者最有力的武器。

但是，并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能力与精力，去应对恶意举报之风，所以，还是要让制度的长城高高筑起，这才是阻断恶意举报之风时，最让人放心的重要前提和高效长久的体系！